当前位置: 主页 > 全面的资讯 >爱与死:读《少年维特的烦恼》 >
爱与死:读《少年维特的烦恼》
2020-07-23

1774年,歌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着作《少年维特的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整个世界突然就出现了「维特热」,不但有关维特的各种事物都要成为了商品,还有不少人仿效维特,光荣地为爱情而自杀。在歌德本人年老时,都经常要为这阵「维特热」解说。拿破仑于1808年拜访年老的歌德,他以「《维特》的作者」去指称歌德,又说把小说读了足足七遍之多。[1](见Duncan,2005,2)

当然,在歌德死后,人们还一直在读《维特》──甚至,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没读过《维特》或许会受到歧视。它之所以能历久不衰,还因为它的「世界文学」特质。

晚年的歌德受波斯诗人哈菲兹(Hafez)影响甚深,曾书信友人爱克曼(Johann Eckermann)提出德国文学应该面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Goethe, Eckermann & Soret,1850,189–93;也参考Strich,1949,27)歌德或许没有想到,他年青时写的《维特》也算是世界文学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故事的设定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没多大关係;但更重要的,是当中的爱情元素。爱的情感是人类共有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语言。爱情是世界语言,就连当时文化上截然不同的中国也出现了中文译本的《维特》。(见Duncan,2005,1)

为爱情自杀:男性对比女性

《维特》之所以风行世界,是当中的爱情元素。我们或许都爱过,甚至爱得叫生要死。这是人们仿效维特为爱自杀的原因(当然,这亦是我们到了今天还在读《维持》的原因)。然而,人们不只是读它,还认真地研究它。

其中一个原故,显然是歌德的伟大:我们确实想要仔细看看一颗伟大心灵的模样。其次的是,我们想知道维特当时的心理特质。为爱自杀的心理虽然说来并不陌生,但说是非常理解,却又说不上。现代的一些心理学研究指出,女性因为爱情而自杀似乎比较普遍。(如Leenaars,1987)但不论这些心理学研究结果是否属实[2],于十八世纪,甚至到了今天的社会看来,为爱情而自杀似乎成了女性情感的性别标籤。

维特的自杀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具有女性的阴柔气质。还不只如此,一些研究还指出,年轻男子其实还较倾向于不留下自杀动机的线索。(Scourfield et al.,2007,252)然而,维特却向喜欢的对象夏洛蒂写了最后一封信,解释了对她的爱如何置自己于死地。

然而,维特除了留了一封信,还为学者们留了一道难解的、令人发痒的自杀线索──在维特开枪自杀时,桌上放着的是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剧作《艾米莉亚.加洛蒂》(Emilia Galotti)。 虽然说,《维特》的书写看似跟当时德国社会的语境无直接关係,但桌上的这本剧作却又把人带回了现实。1722年,莱辛的朋友卡尔.耶路撒冷(Karl Wilhelm Jerusalem)自杀了,发现桌上放的正是《艾米莉亚.加洛蒂》。

哥德的《维特》可说是那次自杀情境的再现,具有强烈的符号意义。莱辛知道哥德如此书写自己的好友时,曾经说过,维特的自杀行为只是没有头脑的愚笨所致的。(Swales,1987,97)言下之意,是他朋友的自杀似乎比维特的高尚,并非一时的浪漫化冲动。在当时的社会,自杀是不被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更何况是为情自杀?

在知识分子之中,德.斯戴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是少数讚扬为爱自杀的人,(见Crocker,1952,55)其言论甚至引起了歌德的注意。谈及德.斯戴尔夫人,很多人会提起她对德国的浪漫主义在法国发展的贡献。为爱以自杀,自然会被一些浪漫主义者所推崇。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刚结束的社会处境之下,出现了一班对推崇理性的启蒙思想家的质疑。

为爱自杀作为反叛:启蒙思想对比浪漫主义

德.斯戴尔夫人的思想好像也有一些引伸的意义。其一自然是她女性的身分。偏要提议自杀的美,或许同时在为女性权力而说话。其次的是她对法国启蒙思想的看法。在见证着法国由启蒙思想到暴力的革命,再到拿破仑的霸权统治,她渐渐想到,单一的理性并非通向真理的唯一依据。理性不是无所不能的;在理性之外,人类独有的情感或许是我们理解世界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当她因为批评拿破仑而遭被流放,便渐投所谓「法国浪漫主义」的道路。

不少人会认为,《维特》中的情感主义特质,是德国从启蒙思想走到浪漫主义的先兆。小说因而是一部过度至浪漫主义的作品。[3]然而,偏要提到德.斯戴尔夫人,是想叫读者不要忘记她跟拿破仑之间的共通点:他们都对启蒙思想推崇至极。也不要忘记,这个被浪漫主义者所批评的拿破仑,是《维特》的忠实读者。

又或者说,维特自杀时桌上放的不是别的,正是莱辛的《艾米莉亚.加洛蒂》。莱辛本人就是德国启蒙思想的一大健将呢。再读这本《艾米莉亚.加洛蒂》,便会发现当中不缺对人类情感的描写。所谓尊崇理性,其实由始至终都不代表要放弃承认情感的重要性。

说到底,问题在于难以区分启蒙与浪漫主义的实质区别。其实,不少学者早就发现这个困难了──甚至,有意见说,整套浪漫主义的思想不过是文学界的丑闻。指的是,大部分文学批评家其实并不确实知道自己的论点。就如学者弗雷德里克.拜沙(Frederick C. Beiser)说,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不一定是反启蒙的,(见Beiser,2003,4)而且,它的本质从一开始就不在于文学书写上的风格区分──它首先是哲学上的,继而是政治和道德上的。(同上,24)

于哲学上,当然便会涉及对「理性」的理解,接着是人类心灵与世界真相的连结。[4]而说到政治上的面向,又与理解《维特》有密度关係的,便要说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文章一起首就指出了《维特》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性,继而推展到探究德国启蒙思想的本质问题。他说,受德.斯戴尔夫人的思想影响,我们从一开始就被教育成把《维特》归类为浪漫主义的作品。(Lukács,1936/1968,35)他继而又说,要把《维特》归类为浪漫主义,其实等同要把卢梭都一拼归类为浪漫主义的,只是,浪漫主义者们为了实施他们的政治理念,只好不惜代价。

卢卡奇的论点不一定是对的,但却富有深刻的意味。首先,他说穿了文学批评背后的政治动机。他批评一种「保守的浪漫主义」(reactionary romanticism),期望把《维特》以至歌德归类为代表革命的启蒙派。

但综合不同想法的人的观点,便会发现,大家之所以喜欢《维特》,其实离不开当中的反叛元素。虽然德.斯戴尔夫人被卢卡奇批评为保守的浪漫主义者,但她把《维特》视为浪漫主义先锋,其动机不就是要对拿破仑叛逆?而再看拿破仑,他不又是一个对世界规则叛逆的人?

以爱为由﹑死为反叛

其实,在《维特》问世前,歌德一直在写诗作《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中的爱和反叛自然是不言自明了。

纵观历史,关于爱情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但同时关于为爱而死亡的,好像多带有反叛的特质。这特质甚至可以说是埋藏在人类巨大的历史精神之中,一直世代相传的。当文学诠释学家汉斯.特乔斯(Hans Robert Jauss)提到《维特》时,会马上提到卢梭的《新爱洛伊斯》(Julie, or the New Heloise)(Jauss,1982,178),其中的原由是他受高达美(Hans-Georg Gadamer)的影响,提倡以历史作为诠释和理解艺术品的根据。[5](详见Jauss,2009)

《维特》受了前人的影响,继而影响后世。 汤马斯.曼(Thomas Mann)的《绿蒂在威玛》(Lotte in Weimar)就是对《维特》的回应。有趣的是,汤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同样是以爱为由﹑以死为反叛──只是,其性质跟《维特》有点不同,所挑战的对象亦有所不同……

参考书目

Beiser, F. C. (2006). The Romantic Imperative: The Concept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netto, S. S., & Lester, D. (2002). Love and Achievement Motives in Womens and Mens Suicide Note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6(5), 573–576.

Crocker, L. G. (1952). The Discussion of Suici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3(1), 47–72.

Duncan, B. (2005). Goethe’s Werther and the Critics. New York: Camden House.

Dye, E. (2007). Love and Death in Goethe “One and Double”. Rochester, NY: Camden House.

Goethe, J. W., Eckermann, J. P., & Soret, F. J. (1850). Conversations of Goethe with Eckermann and Soret (J. Oxenford, Trans.). London: Smith, Elder &, 65, Cornhill.

Jauss, H. R. (1989). Question and Answer forms of Dialogic Understanding (M. Hays, Trans.).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 (2009). The Identity of the Poetic Text in the Changing Horizon of Understanding. In J. L. Machor & P. Goldstein (eds.), Reception study: From literary theory to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Leenaars, A. A. (1987).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Shneidman’s Formulations Regarding Suicide: Age and sex.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19, 249-263.

Lukács, G. (1968). Goethe and His Age (R. E. Anchor, Trans.). London: Merlin Press.

Scourfield, J., Jacob, N., Smalley, N., Prior, L., & Greenland, K. (2007). Young Peoples Gendered Interpretations of Suicide and Attempted Suicide.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12(3), 248-257.

Strich, F. (1949). Goethe and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Swales, M. (1987). Goethe: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ilhauer, M. (2010). Gadamers Ethics of Play: Hermeneutics and the Other.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注释

[1] 关于拿破仑论《维特》,详见Swales(1987,100)。

[2] 亦有报告尝试证明,年纪和性别不影响自杀动机。如Canetto & Lester(2002)。

[3] 有论歌德的爱与死的书籍直接把《维特》置于浪漫主义的框架下作分析。如Dye(2004)。

[4] 作者于这里暂不讨论形而上学的命题,有兴趣者可读拜沙(Frederick Beiser)的The Romantic Imperative: The Concept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2003)的第四章。

[5] 关于高达美的美学,Vilhauer的Gadamer’s Ethics of Play Hermeneutics and the Other(2010)是一本不错的入门读物。


上一篇: 下一篇:

  • 相关新闻